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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瑞士修鞋匠的房客和一场“全球瘟疫”

茨威格于1881年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工厂主家庭,青年时代曾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获得博士学位。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茨威格便“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是文学翻译,茨威格都能从独特的视角,用自己别出心裁的风格,做到游刃有余,其中尤以在小说和人物传记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

而受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启发,茨威格非常善于捕捉人物的微妙心理,尤其擅长刻画奇特环境下的人们的心理感受,这使死气沉沉的历史人物在他笔下顿时变得活灵活现。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刻》里,茨威格将七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类故事娓娓道来:一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欧洲逃亡者靠捕风捉影发现了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千年帝国拜占庭毁于一扇被遗忘的小门;拿破仑的一世英名因一个愚忠之人一秒钟的犹豫而葬送……

茨威格一生著作颇丰,几乎每篇都是名副其实的巨著,这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极为罕见。他的作品饮誉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闪耀着永远不可磨灭的光芒。因此,茨威格不仅是奥地利的巨大财富,也是全世界的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的出身让茨威格的人生多了几分无奈,甚至悲凄,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读茨威格的书,可以聆听他深沉迷人的声音;穿梭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中,可以捕捉到他的无奈和伤感,感情沉重却真挚感人。这种复杂而奇妙的感觉,会让你在瞬间生出对变幻莫测的命运的感悟——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茨威格献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一个普通鞋匠的房客,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人,却掀起了一场令全世界都恐惧的“全球瘟疫”。

20世纪初的世界,到处弥漫着炮火的硝烟,动荡不安。尽管如此,仍然有一方净土,它就是瑞士。实际上从1915年至1918年的四年里,瑞士多次陷入危境,一些危险而神秘的事件接连不断。尤其是一些豪华旅馆更加复杂,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事件。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气氛显得非常紧张。我们还是用一些生动的事例来做个说明吧:列强的使节昨天还称兄道弟,貌似真情实意的好朋友,今天相聚在此却已成了路人,甚至水火不容;住在旅馆里的人个个行踪诡异,闪烁其词,并与一些神秘人物来往密切;各国的国会议员、秘书、外交人员、商人和夫人们看似普通,暗地里却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工业家、新闻记者、文艺界名人,还包括那些佯装来瑞士观光的人,都有高度统一的目的——打探情报;就连旅馆里的服务员也全部被收买了,奉命监视行人的一举一动。

为了刺探敌情,同时也让自己的敌人暴露出来,这些神秘人物不遗余力地参加一些公开活动。这些看似简单的活动,实际上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监视敌人所有的行动。譬如一个德国人从踏入苏黎世土地的那一刻开始,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无论他是什么目的,他的一举一动都会遭到严密的监视。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被事无巨细地整理成册,最后被送到地处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一小时后,巴黎就会得到同样的消息。

情报人员绞尽脑汁打探各种情报,甚至窃听电话,收集纸篓里的废纸和吸墨纸。他们就像嗅觉灵敏的猎犬一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再把自己的推想或猜测整理成报告上交到外交人员手中,然后再转交给各个情报机关和相关部门。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最后就连情报人员也分辨不清自己的立场了:他们究竟是捕获猎物的猎手,还是等待被捕获的猎物;到底是刺探军情的间谍,还是防备军情被刺探的反间谍;到底是出卖了别人,还是被别人出卖了。整个社会乱成了一团麻。

奇怪的是,有一个人竟然成了“漏网之鱼”,也没有关于他的报告,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实在太平凡了:他从来不住高级酒店,从来不在咖啡馆耗时间,也从来不看那些无聊透顶的演出,而是悄悄地与妻子一起隐匿在一个贫穷的修鞋匠简陋的家里,不关心外面发生的任何事情。

斯比格尔小巷就在利马特河的后面,是一个古旧的普通小巷,修鞋匠的房子就在这里。这样的巷子在苏黎世随处可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狭窄、路面崎岖不平,很明显只有穷人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修鞋匠的房子和整条巷子古旧的风格非常相符,毫无过人之处:共三层楼,屋顶很高,非常坚固。列宁就是这里的房客。

住在这里的除了列宁以外,还有一个女面包师、一个意大利游子和一个奥地利男演员。在这三个人看来,列宁是个沉默寡言,不和邻居往来的怪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个俄国人,有一个发音拗口的名字,再无其他。不过,女房东的看法则不然:从列宁夫妇搬到这里以来,他们一直衣着寒酸、生活俭朴,全部的行李仅仅只是一个没装满的小篮子。如果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他们从来没有显露过任何财富,也没有做什么赚钱的生意,很明显他们不是什么富贵之人,肯定是穷困潦倒的流浪者。

和周遭的环境一样,列宁相貌平平,身材矮小,根本不可能产生鹤立鸡群的效果。加上他有意与陌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从来不见他有什么客人,并且他眯缝着的双眸里始终放射出深沉犀利的光芒,让人永远无法看清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生活像军人般井井有条:每天早上9点出发到图书馆,一直待到图书馆12点关门才回家;12点10分到家,12点50分再去图书馆,直到傍晚6点图书馆关门再回家。他风雨无阻,永远都是图书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读者。

从外表来看,寡言少语的列宁像是一个知识渊博、一丝不苟的学者,这样的人是情报人员心目中最不可疑的人。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活跃而且口无遮拦的自作聪明的家伙身上,但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与高谈阔论相比,看似不起眼的沉默往往能产生更大的震慑力,会使人产生更大的威胁感。

虽然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列宁是那么不起眼,但在社会主义的圈子里,他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即使是背井离乡,列宁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彼得堡一个特殊党派的领导人,也曾编辑过一些激进的小刊物。不过,他非但没有因为这些而威名远播,反而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他经常语出惊人,言辞犀利地抨击一些受人尊敬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人物是伪社会主义者;他立场坚定,从不阿谀奉承,也从不进谗献媚;他不苟言笑,沉默寡言,像一座冰山一样难以接近。这一切都让他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在他生活的圈子里被很多人所不齿,憎恨他的人数之不尽,到最后几乎没有人理会他。这并不妨碍他在无产阶级聚集的小咖啡馆里开会,但是参会者不到20人,并且以年轻人居多。在这些人眼里,这个性格孤僻的怪人与一般的俄国流亡者一样,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主义者罢了,擅长的只是一些无休无止且毫无意义的争辩,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实际贡献。

所有人都对这个怪人不屑一顾。在苏黎世,认识这个修鞋匠的房客的人,绝对不超过三四十个。我们还是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吧:如果他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不幸遇到车祸,根本就没人知道这个不起眼的人是谁。但在世界历史上,他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人人皆知,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伟人。

尽管过着凄苦的流亡生活,列宁对改变祖国命运的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从未停止。

从1907年被迫第二次流亡海外开始,列宁先后旅居日内瓦、巴黎、伯尔尼等地,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16年初才结束。此时,列宁迁居苏黎世,成为修鞋匠卡墨列尔的房客。

一年多来,列宁一直是苏黎世图书馆最准时、最忠实的读者,但1917年3月15日,图书馆的管理员意外地没有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个熟悉的身影仍然没有出现,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后来我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天,列宁在去图书馆的途中,从一位俄国朋友口中得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俄国革命爆发了!多少年来,列宁连做梦都在盼望的事终于实现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这的确是事实。

震惊、激动之后,他一刻也不停地奔赴苏黎世湖滨的报亭买了一份报纸,如饥似渴地阅读令他欢欣鼓舞的消息。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做过苏黎世图书馆的读者,而是不间断地在报亭和报馆门前等候最新的消息。时间一天天过去,消息不断被证实,也越来越振奋人心。最初只是一些不确定的传闻,比如俄国发生了宫廷政变,并更换了内阁。接着便是准确的消息,如沙皇退位,俄国成立临时政府;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下,趁政府召开议会之际发起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活动;临时政府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被迫采取一些革命措施;政府无条件赦免政治犯等等。列宁穷其一生,不就是为了这些变化吗?

在漫长的20年里,他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做过隐秘而危险的地下工作,逃狱后被监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亚,甚至流亡海外。无论遭遇多少艰难险阻,他都从未动摇实现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为此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着。现在,这一切全都成了现实。那些为革命捐躯的勇者,那些在世界大战中丧失的数百万条人命,那些为这一天的到来不遗余力的人,终于换来了一个自由、平等、和平的新国家。

从俄国传来的好消息鼓舞着列宁和其他俄国流亡者,日内瓦、洛桑、伯尔尼的数百名流亡者忍不住欢声高呼。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用四处躲藏,再也不用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国,看到自己魂牵梦萦的亲人。在俄国的报纸上,高尔基真切地呼唤:“同胞们,回家吧!”

这不正是所有流亡者梦寐以求的吗?多少年的苟且偷生,多少年的提心吊胆,他们终于自由了,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强烈激动:“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但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没过几天,他们就惊讶地发现这个所谓的革命,并不是他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只是戴着革命面具的伪革命,压根就不能称之为革命。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两国为了阻止德国和俄国结盟,大力干涉俄国内政。他们策划了一些行动,不仅利用俄国人民对沙皇的憎恨,成功地推翻了德国支持下的沙皇的统治,还企图将俄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很明显,革命并不是为了帮俄国人民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而只是一些主战派和帝国主义列强除掉眼中钉的权宜之计。并且,列宁一行人很快发现,祖国并不欢迎他们。

为了表现俄国的自由度,笼络人心,掌控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热烈欢迎温和派社会主义者回国,因为温和派绝对不会对他们的主战方针有任何异议。温和派的领袖普列汉诺夫从英国回国时,送别仪式和迎接仪式都非常隆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激进分子都被迫滞留哈利法克斯,禁止越过国界线一步。

自由派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以防止列宁和他的同伴们回到俄国。他们清楚地知道,列宁一行人是坚定的革命主义者,一旦他们回国,就一定会为摆脱俄国的附庸国地位掀起轰轰烈烈的真正的革命,这是那些心怀鬼胎的革命投机者和帝国主义列强最害怕的事。

因此,所有协约国都同仇敌忾,他们在各自的边境线上布下天罗地网,禁止所有第三共产国际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与会者经过,包括列宁在内。虽然困难重重,但列宁仍然心存希望,接连向彼得格勒拍了好几封求助电报,却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实际上,这些电报不是被半路拦截,就是被原封不动地搁浅,根本没人看过它们。或许苏黎世的人民不知道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甚至世界革命来说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俄国人民却非常清楚,只有列宁才能为他们带来胜利的希望。而他的对手们也很清楚,列宁这个强悍、顽强的革命者将会是他们最致命的威胁。

在临时政府的极力阻挠下,革命者们一筹莫展。这么多年的流亡生活,不仅没有消磨他们坚定的信念,反而增加了他们必胜的信心。在伦敦、在巴黎、在维也纳,他们曾无数次举行会议,共同商讨俄国的革命方略,讨论革命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十几年如一日。

俄国革命的总体脉络,几乎耗费了列宁一生的精力,后来经过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一个成熟的构思终于出炉了。遗憾的是,他却无法付诸实施,被迫滞留瑞士。此时列宁的处境就像德国元帅兴登堡: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兴登堡率领德国力克俄国,骑在它的头上作威作福。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战功卓越、经验丰富的老将军却无法再到战场上挥洒自己的激情,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家里观战。列宁和兴登堡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最熟悉俄国革命的人,却不能亲自指挥革命,只能万般无奈地望洋兴叹。

纵然心急如焚,列宁却想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在急切和焦虑心情的共同作用下,一向冷静的列宁也做起了白日梦:乘飞机越过德国和奥地利回国;索性潜逃;写信到瑞士,再伪造一张瑞士护照;假扮哑巴,在接受边境工作人员盘问时一言不发……如果是在平时,就连列宁自己也会取笑这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但穷途末路的他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梦终归是梦,总有醒来的一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列宁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尽快回到俄国,亲手点燃革命的导火索;发动一场名副其实的彻底的革命,解放自己的祖国,拯救自己的同胞。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最终他决定铤而走险。

只有伟大的人才能做伟大的决定,这个超凡脱俗的决定再次证明列宁无愧于伟人的赞誉。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将瑞士环绕其中,列宁要想回国,就必须穿过其中任意一个国家。从革命信仰来说,列宁是一名激进的革命者,是协约国的公敌;从国籍来说,列宁是一名俄国人,而俄国是同盟国的死敌,绝对不可能取道德国。与法国对俄国的仇恨程度相比,德国要强烈得多。但令人意外的是,德国却多次向列宁表示所谓的“友好”,这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德国一定另有所图。

实际上,德国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时,德国急于想取得战争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在美国宣战之前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而列宁回国后,势必在俄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这对牵制英法及其操控的傀儡政府的力量,减少德国在战场上的威胁有利无弊。对德国而言,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一举多得!

但列宁有自己的顾虑:他曾经多次抨击德国的威廉皇帝,现在却要冒险和他谈判,甚至向他求助,这完全不符合人们惯常的道德观念。一般来说,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两个敌对的国家中的任何人经过官方批准后合法进入敌国境内,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无论他到底有没有叛国行为,一律以叛国罪论处。也就是说,只要列宁迈出了这一步,不仅他个人的名誉将毁于一旦,还会祸及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和他的事业,后果不堪设想。到那时,他将背负通敌叛国的千古骂名。再者,列宁回国的条件就是掌握俄国大局后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这将使协约国群起而攻之,而俄国的和平之路将更加难以实现,这同样会使他遭到俄国人民的唾弃。

综合种种因素,取道德国看似弊大于利,因此当列宁宣布他有可能接受这个建议时,布尔什维克党内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坚决反对。

在他们看来,这条用列宁自己和党的名声做赌注的道路无疑是一个下下策,非常不明智。撇开一向敌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温和革命者不说,就连那些与列宁志同道合的战友们也疑惑不解。当时,瑞士已经开始与俄国谈判,将以交换战俘的方式送俄国革命者回国。这个办法既合法又能获得人们的理解,不是一举两得吗?但列宁清楚,这条路虽然是阳关大道,却遥遥无期。因为这样一来,俄国政府就能对他们的行踪了如指掌,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他们回国。到那时,回国就彻底成了一个泡影。

而对俄国而言,一分一秒都非常重要,哪怕耽误一秒也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即使所有人都坚决反对,列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要回国,取道德国立刻回国!

在崇高的俄国革命事业面前,列宁将个人的荣辱得失抛到脑后,即使是被定为叛国罪,他也在所不惜。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和超凡的胆略,答应了德国政府的要求。

从这一刻开始,列宁就知道自己的任何举动都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的轰动,他一定会遭到最激烈的抨击,因此只有让所有的事情都透明化,才能证明他的爱国之心。

受列宁之托,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廷到德国与其公使谈判。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身材矮小、欧洲人闻所未闻的流亡者竟然在谈判中表现得不卑不亢,态度也异常强硬。

德国人认为,列宁如此坚决一定是对自己的将来志在必得,但实际上只有列宁自己才知道,他完全是为了维护同胞的尊严。尽管有求于人,他也没有摇尾乞怜,而是义正词严地提出条件,并且再三强调他的条件不能更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德国政府必须答应他们的一切要求,如他们所在的车厢具有特权,不准检查护照和行李,所有俄国乘客必须自付旅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让乘客下车等,他们之间的交易才能生效。

从4月5日开始,德国就陷入了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战争形势对德国非常不利。让列宁尽快回国,牵制英法两国的力量是德国唯一的选择。因此,德国政府的代表鲁登道夫很快就答应了列宁的所有要求。不过后来,我们并没有在鲁登道夫的回忆录里看到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他对这件不仅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并对他个人也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只字未提。

协议签订得非常匆忙,列宁趁机钻了一个空子,将一些细节写得模棱两可,这才拯救了同车的奥地利人拉狄克。即使德国公使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也来不及修改了。4月6日中午,列宁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1917年4月9日下午两点半,一群衣着破旧的俄国人兴高采烈地走向苏黎世火车站。他们共有32人,有男人、妇女和小孩,全都提着一个很轻的箱子。在这群貌似普通的人之中,却有日后在世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

在列宁与德国达成协议后,俄国政府随即宣布,所有经由德国回俄国的人,全都以叛国罪论处。因此,列宁一行人签署了一份文件,接受了协议上的一切条件,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签订这样的协议需要超常的胆识和勇气,之后他们毅然决然地迈出了这决定俄国历史,改变世界历史的一步。

他们一路非常低调,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连敏感的新闻记者也没有嗅到一丝气息。熙熙攘攘的火车站里,来送这几个潦倒的流浪汉的人却寥寥无几。在送行的人之中仍然有人抱着一丝希望劝说列宁,但“冥顽不灵”的列宁主意已定,不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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